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221]
对于唐太宗来说，在“共观经史”、“商略古今”中得到的“多所补益”，自非一般问题，当是“帝王为政得失”的大事，且与“贞观之治”有极密切的关系。从比较广泛的范围来看，唐初统治集团的政治活动与史学活动也是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的。唐初所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多是大臣参与而由宰相监修。其中，尤其是《隋书》的史论，多由魏徵撰写，对于隋朝的兴亡原因及其与秦朝的比较，多有深思宏论。这些，对于“贞观之治”中的决策必也有深刻的影响。正像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时，唐太宗勉励史臣们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