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共和国不稳固，革命每向前一步都有难以预测的变化，而教育被视为稳固新制度的好方法。1789年，维里尔（Villier）在《公共教育的新规划》（Nouveau plan d’éducation et d’instruction publique）中提及改革背景的变化：
革命前的问题是，倡导公共精神的新式教育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环境中如何维持？革命开始后，问题转变为：如果教育不革新，新制度如何长久存在？[209]
革命家对教育变革最多，但改革方向是实用教育、公民教育，而非乌托邦教育，他们参考的是蒙田和洛克的理念，培养实用人才，诸如木工、海员、兽医、铸造工等。班卡尔（Henri Bancal）觉得教育是共和制的根基，决定国民是受奴役的还是自由的，是迷信的还是理智的，是幸福的还是悲惨的。为此，他规划了国立教育体系，设立初级学校，讲授公民权利与义务、科学与艺术的基础知识，主要城市设中心学校，课程有自然史、物理、数学、农业、化学、外科医学，以及附属机构（图书馆、植物园、印刷室）。[210]而卢梭注重自然权利，是为理想国培育完美孤独的人，革命时的教育辩论很少诉求于他。1790年，特里尔（Dupain-Triel）的《略论为青少年提供科学、艺术和职业知识的城市中学的设立》没有他的影子。同年，巴黎大学学生德拉塞（Desramser）演讲时引用卢梭写于1770年的短诗（我们都是可怜的瞎子，上帝，让伪君子们原形毕露吧，好叫世人看到他们粗野的内心），德拉塞继承了他的怒气，但未提及他的教育观。弗雷维尔（Fréville）的《爱弥儿中学》通篇没有他的观点。[211]1792年，杜培（Dhupay）在《民族教育章程的作用》中质疑《爱弥儿》不切实际，“长久的乡间散步让人烦，要从事农业劳作，接受地理和数学教育”[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