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但如此,戴望“闻湖州已陷,则仰天长号,僵仆绝气”,终为“曾文正公闻其名,悯之,始延之校所刻书”[22]。邵懿辰更于太平军攻杭州时,说什么“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与其求免而辱,何如一死殉城,犹为心之安乎?”[23]乃“殉城而死”。他们植根封建可知。
邵懿辰、戴望在学术上拘泥师法,在政治上维护封建,他们又都和曾国藩有关联。本来和政治关联较深,并在封建危机隐伏的情况下昌言“更法”,主张“变易”的今文经学,至此发生了变化,至此受到了锢蔽,这不能说不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展开有关,不能说不和曾国藩的利用经学锢蔽思想有关。
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这是近代经学的第四个特点。
综观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中,进步的思想家,挣脱不了传统经学的羁绊,封建势力又利用经学锢蔽思想。既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气候下,呈现出新的特点,又像一条绳索紧紧地缠绕着思想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