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2年年初，汉伯格的工作人员在疾病控制中心托马斯·弗里登博士的协助下，得出的结论是该市的疫情演变如下：首先，20世纪70年代末，纽约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摇摇欲坠的时候，在该市最贫困的社区，未经治疗的病例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然后，卫生系统日益加剧的种族隔离，再加上吸毒和无家可归，导致治疗项目的退出率惊人。例如，到1989年，在哈莱姆医院接受治疗的所有结核病患者中，有88%在治愈之前就消失了。这些病人一旦感觉好些就停止使用抗生素—在细菌完全从他们的系统中消失之前—从而导致耐药结核病菌株的出现。当疾病复发时，病人会再次来拿更多的抗生素，感觉好些，就会再次消失。就这样一次一次循环，到1990年，纽约市所有活动性结核病例中至少有1/3具有耐药性。那时，反毒品战争已经全面展开，大约1/4的非裔美国青年男子曾在该市的莱克岛或一所州立监狱待过一段时间。在这些密集拥挤的细胞中，顽固的结核病患者（其中55%是非裔美国人，45%无家可归）不知不觉地将他们的结核病传染给了家人和熟人伴侣。当被感染的囚犯被释放到街上后，他们又把疾病传染给家人和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