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胡适概括：“中国当前惟一的大问题，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怎样组织一个可以肩负救国大责任的统一政府？”胡适是热心于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少有的不赞同无条件拥护专制政府的人，然而他在这里也没有为“统一”设定必要的政治前提。这自然不是一种疏忽。胡适尚且如此，1933年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多半转向理解和支持国民党的专制体制，也就不难想像了。
随着“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日益加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多数知识分子不能不日益感觉到全国上下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相当多的中间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实现中国的统一已经或多或少地成了当务之急。在统一的前提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实行宪政，并且希望共产党也能够以合法政党的形式参加在法律范围内的政治竞争，但是，统一毕竟是第一位的。他们明确认为，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就不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没有统一，争战不已，就无法进行应有的建设，因此就不能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就没有与日本抗衡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固然在民主宪政以及停止内战等等问题上不时地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发生着矛盾，但他们多半不愿意因此与政府发生冲突，以致破坏本来就不是十分稳定的南京政府的统治。结果，当冯玉祥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他们中一些人公开地对冯玉祥与南京中央政府处于对立状态而倍感“惋惜”。当第19路军及国民党各派领导人在福建以“取消党治”为号召而发动事变、自立政府时，他们更是对这种反中央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以蒋廷黻为代表的一派人的观点是：“这个政府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无论什么口号，只要引起内战，都是罪恶。一句话：“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